摘要：如果权利遭受侵害，那么请求权主体能够直接或通过诉讼向行政机关主张、实现请求权。 ...
这一方面是通过实践来探索联合审查和集中清理的具体机制，另一方面也是落实《备案审查决定》第14条其他规范性文件存在相同问题的，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的精神。
2.协调实体法及其诉讼实施在受案范围和行政诉权这两个方面，请求权和行政行为可以相互结合，协调实体法及其诉讼实施。[71]虽然行政行为和请求权都可以对实体法律关系进行个别化，但二者的观察视角和体系功能有所差异。
[29]Vgl. Peter Baumeister, Der Beseitigungsanspruch als Fehlerfolge des rechtswidrigen Verwaltungsakts, 2006, S.6 ff.[30]参见陈思融，见前注[16]，第100—115页。请求权形塑了私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先于诉讼的实体法关系。[2]代表性的思考，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法学家》2013年第5期，第34—54页。前者重点审查原告的请求权是否存在和实现，后者则要依次审查行政不作为违法、权利侵害以及裁判时机的成熟性。权利受侵害时，私人可以请求行政机关恢复受损权利。
诉讼过程中，法院需要对原告是否具有撤销请求权进行审查。法规范的一般性在保障平等和自由的同时，也存在着法律关系抽象、不确定的问题。我国《刑法》经过12次修正后，刑法规定的犯罪数量、种类等较1979年发生巨大变化，刑罚功能由报应和威慑功能向积极的风险预防、行为规制和社会治理转变，现行《刑法》及修正案中法定犯的比例达到了85%。
其中，终身限制剥夺了犯罪人一生从事该职业的可能性，犯罪人在回归社会后因职业方面的限制而只能从事一些社会地位较低、薪资不高的职业，并且，受到无犯罪证明的限制，在其他行业也难以就业生存，这种严苛程度甚至超过了刑罚本身。（3）结合人身自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宪法条款，推导出迁徙自由。也就是说，应从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角度，逐项分析受到某犯罪附随后果影响的公民的行为、状态或者利益落入哪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根据学者对于我国再犯率的调查，与域外国家相比，我国的再犯率明显较低。宪法认可人的独立性，人并非依附于家庭或者他人而存在，而是具有尊严的独立个体，应当被国家、法律和他人尊重。
本文限于篇幅和主题，不再展开。严格说来，备审意见所指向的连坐并非是让犯罪人的亲属承担刑罚，而是承担民事法和行政法上的不利后果，这并不属于狭义的罪责的范围。如果惩罚不限于不法行为或者个人会因为他人的行为而受到惩罚，则建基于自由保障的现代法治原则亦遭破坏。禁止连坐备审意见为此条款的解释提示了新的可能性。
再社会化是对于人的正面期待，期待犯罪人能成长以成为更良善的人。一是非列于基本权利章的基本权利。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的种类非常多，与之相应，其所限制的公民基本权利的种类也非常多，讨论中被提及的有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社会参与权、财产权、住宅自由、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权、迁徙自由、家庭保护等。1.概括性的无犯罪记录受过刑事处罚要求。
与此相对，责任主义中的主观责任，是指只有当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与结果具有责任能力以及故意、过失、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时才能对行为人进行非难。我国《宪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第4款规定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就鲜明体现了我国劳动权的社会权属性。
但是，既然是进行合宪性审查，就必须给出宪法上的理由与论证。《宪法》第28条以国家目标的规范方式，规定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这构成了我国刑事政策和刑法体系的重要基础。
（二）罪责原则的宪法基础罪责自负属于刑法上罪责原则的个人责任原则。其分析是在适当性和必要性阶层的分析，也就是认为手段无法促成目的或者手段超过必要限度，但对于一般预防的目的仍然持肯定态度。在此意义上，禁止连坐备审意见在论述罪责自负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时，没有直接援引《宪法》第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是诉诸《宪法》第33条第4款，也是合理的。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了职业禁止制度，这是着眼于特殊预防而作出的规定，并且体现了比例原则的适当性阶层，也就是职业禁止这个手段必须能够促成特殊预防这个目的的实现。在此种情形下，职业禁止不仅无法达到特殊预防的效果，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从而无法符合促成目的实现意义上的手段适当性。在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下，人民的形象发生了重要演进，突出体现为我国宪法序言中历经多次修改后形成的关于爱国统一战线的表述：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了应从重处罚的累犯，但过失犯不构成累犯。当然，如果坚持比例原则的三阶构造，这个问题也可以置于适当性和必要性的阶层审查，这里只是提供另一种思考和讨论的方向。
近期热议的前科消灭制度也同样取向于这一价值目标。如果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地位理论出发，此种参政权属于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主动地位，也就是以国家机关的承担者资格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法律地位。
因此，必须基于对现有宪法基本权利相关条款的充分解释，来证成这些未列举权利。（三）基于我国《宪法》第33条的展开如前所述，禁止连坐备审意见在论述罪责自负是现代法治原则时，援引了《宪法》第33条第4款规定的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犯罪附随后果类型多样，而其干预的基本权利也是多样的，对于犯罪附随后果的合宪性审查应当逐项展开。在德国，战后的《联邦德国基本法》不再像之前的《魏玛宪法》那样规定社会权意义上的劳动权，而是在第12条中规定了职业自由。三、比例原则的适用在刑法学者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讨论中，公法上的比例原则被普遍援引，认为犯罪附随后果极为沉重和严厉，几乎会造成某种形式的民事死亡，其与犯罪附随后果所欲保护的利益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不合比例的问题。尽管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新闻报道是自由的，民众也有获取资讯的权利，但是在犯罪行为人被释放以后或者即将被释放之前的时间里，播放某个可识别犯罪人的、有关其严重犯罪行为的节目，被认为是对其再社会化利益的威胁。
综上所述，概括的、笼统的、不区分类型的各种职业禁止，与特殊预防的正当目的之间可能无法建立实质关联。而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设定，则会更突出体现在再社会化等方面（详见后文）。
就犯罪附随后果而言，其所干预的非列于基本权利章的基本权利可能包括：（1）《宪法》第13条规定的私有财产权。对于法定犯的犯罪人，在犯罪前可能缺乏对违法性的认识，在经过刑罚制裁后，当然就明确知晓了其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再明知故犯的可能性较之初犯应该会大大降低。
由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所进行的惩处，不论其表现形式是自由罚还是金钱罚，所克减的是公民的职业自由、人身自由抑或财产权，都是为了使相对人对自身违反自由民主的规范秩序的行动进行自我救赎。实质关联性是该职业禁止的核心要义。
因此，非刑罚的犯罪附随后果，不能以扩大化的一般预防目的作为目的正当性的来源。（三）职业自由的规范依据与规范内涵在各类犯罪附随后果中，有众多职业限制措施。基于家庭、血缘等因素让没有犯罪行为的人承担民事法或行政法上的不利后果，在宪法层面也是违反平等权的。社会权是积极权利，要求国家承担积极义务，也就是对该权利的实现提供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给付的作为义务。
就现代法律而言，法律上的人的形象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个人的人格独立与意志自由。（2）由《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及第40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解释出个人信息权，在具体保护范围上，个人通信信息纳入第40条，其他个人信息纳入第38条。
（二）未明确规定于《宪法》第二章的基本权利的认定禁止连坐备审意见中不符合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的表述，隐含表达了一个事实：犯罪附随后果争议中涉及的权利未必在《宪法》第二章有明确规定，从而需要从原则和精神的层面论证。如果一个人承担不法责任的原因不是自我的自由选择与决断，而是完全基于不以其自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则这种归责方式就违背了宪法对于自由的保障。
我国宪法设定的人类形象包含了个体价值和共同体价值两个层面。这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比例原则。
